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51分，身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工人部长、农民部长，国民政府委员、财政部长，“党军”党代表等党政军要职的廖仲恺，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遇刺，廖“甫举步上头门石级，突有凶手五人，二人预伏两旁，三人在廖之后，用左轮手枪向廖氏轰击。廖先受二枪即倒地，尚以手撑石级，作欲起势，凶徒复发二枪，遂不能起。廖氏身中四枪皆要害，头部受一枪，右乳旁受一枪，右腹部受一枪，肺部亦受一枪，子弹皆从背入。……廖妻命卫队等将廖、陈扛上汽车，送百子路公医院医治，廖在中途即已气绝，车抵医院，将廖扛至第一大楼，浑身血染，死状至惨。”

“廖案”发生之前，已经凶讯不断，其妻何香凝在国民党“二大”上曾说：“廖先生未遇害之前，知道有人谋不利于他的，因为汪精卫先生一星期以前曾对他说过，香港帝国主义者要实行谋害汪精卫、廖仲恺、蒋介石三人。那晚我们对廖先生说：何不添多一两个卫兵。他答我说：‘我们天天和人民接近，是防不胜防的，现在做中国人很好过吗？我自问无负于党，无负于国，无负于人，倘要暗杀只好由他罢。革命党人说到牺牲，原是不成问题的’”。明知阴谋而无所作为，在廖仲恺是为大无畏，而身为广州国民政府党政军最高负责人的汪精卫是有渎职嫌疑的。

廖仲恺遇刺之时，凶手陈顺当场被卫队击伤逮捕，吐露不少实情，又搜出若干物证。案件发生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推举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授予其“政治、军事及警察权，而应付时局”。同时以陈公博、周恩来、吴铁城等9人为“廖案”检察委员会委员。

而据陈公博等人检察的结果，发现有三种人对廖仲恺不满，一是“失意军人”如魏邦平、梁鸿楷等人；二是“无聊政客”林直勉、胡毅生等人，三是国民党党内败类朱卓文等，他们组织“文华堂”阴谋小团体，以胡毅生为“领袖”，以“反共产”为号召，讽刺廖仲恺“年将五十，兼职十余”，扬言刺杀汪精卫、廖仲恺、蒋介石，“已成了公开的秘密”。他们常在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外交部长胡汉民家中开会，图谋不轨。其实，这些人在当时而言，既不“失意”，也不“无聊”。

如此，“廖案”之全案告破，呼之欲出。但过程中各犯从容逃遁远引，尤其是胡汉民堂弟、主谋胡毅生不知所踪，“廖案”的结局是无直接、重要之凶手到案受审，留下众多可供后人揣度之余地。

本文之主旨不在于“廖案”本身之再审，或所谓秘辛之披露，而关注“廖案”的了结方式。在1924—1926年间急如星火、加速迭代演化的广东政局中，廖案的结束竟然以廖案“特别委员会”成员之一许崇智被驱逐为结果。许崇智当时身兼军事部长、粤军司令、财政监督等要职，且为1925年7月1日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五人常务委员之一，所部粤军人数甚众，且“革命历史”显赫。以“倒廖”知情者而言，事先即有孙科、吴铁城、邹鲁、邓泽如、傅秉常、伍梯云，乃至汪精卫一众人等，突然强以许崇智为“廖案”之献祭，实出意料之外，更非情理之中。许崇智的退隐，直接导致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话语权迅速提高，地位和影响急速上升。在这一逻辑推演中，此后发生的“中山舰事变”实乃为蒋介石前此积累的经验和权势，以及共产国际、鲍罗廷等错误应对乃至纵容的结果，而非其崛起的原因。旧事重提，当有不妥，敬请指正。

一、“阴逆”：廖仲恺案的远因

1925年8月20日，蒋介石在当日日记中记述到：“廖党代表为阴逆走狗谋害”。日记还记述了一个特别的背景，即对黄埔军校中出现的反共苗头，蒋有所不满，“在校看学生反对共产党学生函件，心滋不悦。想与之讲演时，适接电话谓廖仲恺兄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门前为凶徒狙击殒命，不胜悲痛，几不知如何是行，即赴省公医院吊唁，目如雨下。”廖仲恺在世时，勉力维持黄埔军校而不争权，蒋知之久矣。黄埔学生张治中回忆说：

我们廖先生本来是一个革命党员，对于这一班军阀的情形怎么能看得惯。但是他为了要养活这五百个革命青年，他不得不为我们牺牲身分，而并且也靠在大烟床上陪着军阀谈笑，等到军阀高兴了，他才提出某一个地方有一笔款子可以让他去收一收……

众所周知，蒋介石日记中所谓“阴逆”“阴番”“阴贼”等，均指英国。蒋也是民族主义者，反英由来已久，但在廖案刚刚发生、证据尚未明晰的时刻，即指英国为凶手。若不明了双方此前自孙中山时代就不断积累的过节，实属难解之速断。

中山先生早年在伦敦被清政府驻英公使馆诱捕，幸亏英国友人、媒体和当局未作壁上观，强令清政府屈服，才得以生还，与英方不无远谊，事载其自著《伦敦蒙难记》。此后辛亥革命，英国差堪中立，列强唯英国马首是瞻，对中山先生亦算“客气”。中山先生后来护国、护法，屡战屡败，常在上海租界中暂避风头，英国不可能不知。

随着中山先生晚年的革命愈益激进，英国作为帝国主义的龙头老大，与之矛盾日深。其中环节众多，蒋介石未必尽知。但自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得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等帮助重返广州执政以来，各重要节点蒋介石耳濡目染，对英国的观感日益恶化。“关余”斗争中英国的态度，更强化了这种认知。

1923年9月5日，广州大本营外交部长伍朝枢通过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正式照会北京公使团，要求分拨粤海关摊付赔款和借款本息之后的关税余款即“关余”。12月1日英国北京公使团以领袖公使欧登科的名义致电杰弥逊，请其对“孙中山提出严厉警告：‘（一）任何方面如有干涉中国海关之事，本外交团均不予以容纳。（二）如有上述事情发生，本外交团即当采取相当强迫手段藉凭办理’。随后，英国等纷纷调遣兵舰出现在广州江面。

12月3日，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通过杰弥逊转告知伍朝枢：“外交团从来没有在不问北京政府意愿的情况下声称对关余有分配之权，而且由外交团告知北京政府应该分拨一部分关余给广东或其他省份的做法将超出1912年规定的外交团的职责范围。海关从来都是被看作中国政府或国家的税收收入，中央政府是否应该按比例向有海关收入的省份重新摊分关余，完全是中国内部的事务，理应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麻克类圆滑地将“关余”分配权归之于当时广东政权的对头北京政府，同时贬低大本营、视之为地方政府，他威胁说：“我必须向你郑重地强调，我们不会承认任何对海关管理权的干涉行为。我们无意于支持任何一方，但是如果孙博士真的铤而走险的话，那么后果自负，因为他的任何行动都将有可能刺激各国采取护关行动以保证海关的正常工作”。

为打破英美日法等列强的共同威胁，孙中山对英方展开多渠道交涉。香港是孙中山早年革命基地，1923年12月8日，陈友仁衔命到香港拜访港督司徒拔，并提交孙中山的一封宣言书，信中重申了广州大本营收回关余的立场。(2)其效果一度似乎比较积极，据媒体分析：“盖我外交当局交涉无结果时，尝宣言如关余不能收回，则将以正当而强硬之手段将粤海关收回。领事团方面，则有谓如我政府收回海关，即将以兵舰封锁我海港，断我粤与外洋之交通。此议一生，港督即不以为然。盖如实行封锁，香港商务，即首受其害也。港督即以此意电致驻京英使及英伦，是以英国近日态度之改变，港督与有力焉”。

对此，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认为，这事连同“香港政府所遭受的压力，给人一种英国政府的力量正在削弱的印象”。他致电美国国务卿，认为“香港的一己私图不能影响我们在整个关余问题上政策的一致性和坚定性”，要求国务院出面向英国驻美公使交涉，以维持“华会之后各国对华政策一致的局面和原则”。美国国务卿休斯立即召见英国驻美临时代办施压，“真诚希望”英国继续保持其与列强在广东问题上政策的完整性和一致性。英国方面乃迅速统一意见，共同胁迫孙中山。

晚清以来，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职长期由英国人担任，大本营于12月20日致函总税务司安格联，要求获得1920年以来所有关余的旧账新款：“本政府管辖地域内，本年各海关一切税收，除对于关税作抵之外债及赔款，应按比例摊扣清还外，所余之款，须妥为保管，候本政府命令支付。嗣后亦须按照以上办法，每月结算一次，以重税收。至于自民国九年三月以后所有积存本政府应得之关余，着由海关税收项下如数补还，由部转行总税务司遵照。”对此，12月31日，安格联训令广州税务司：“自接到本训令以后，所有一切对外态度，宜力持严重。除北方政府正式命令有服从义务外，其它任何方面请求或干涉之公事，一概不得承受。”安格联仍以北京政府为上级，而对孙中山十分藐视。

英国和列强的态度，决定了“关余”斗争的结局。“关余”斗争前期，蒋介石衔孙中山命远访俄国，回国后虽没有直接参与其事，但亦体会到其中的症结。1924年2月17日，他在肇庆西江讲武堂演讲时谈及此事：“例如最近广州关税问题，按一国主权独立自由处分其管辖境内一切事物的原则，我们政府应有自由处理关税之权。但只知（笔者按：此处疑遗漏“强权”二字）不问公理的英、美、法、日等国，竟派遣军队进泊白鹅潭，表示横暴无礼的威吓”。

英国作为当时密迩广东的头号西方强国，对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等人来说，确实是暴力的存在。后来蒋介石与苏联军事顾问加仑谈到广东，认为其“决非革命根据地也。”实际上，蒋介石终生对英国观感不佳，即使是抗战期间中英互为盟国，蒋也不曾假以辞色，他在《中国之命运》中写道：“中外的不平等条约以清道光二十二年（西历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条约为开端，南京条约是鸦片战争的结果，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中国‘第一个国耻’。”百年间，国仇家恨使然，有事而归咎之，纯属“惯习”，亦可谓从事实而来，后文也可见此。

当然，近百年来英国对中国的持续侵略，及其多次带头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构成了一种人所共知的认知路径，不独国民党人为然。事实上，中共中央在廖仲恺遇刺第二天发布的唁文也指出，廖仲恺“正死在国民政府努力与英国帝国主义奋斗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派的互相勾结而实行刺杀国民革命领袖的阴谋，实在再也用不着什么别的证据，已经明了到极点的了”。中国共产党激励国民党，“用果决奋勇的精神扑灭反革命派，努力与帝国主义者奋斗，巩固国民革命的势力”。

二、“英贼”：廖仲恺案的近景

说起来，1923年8月蒋介石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身份访问苏俄，跟英国因素亦有很大的关联。在与英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孙中山深感其威胁，认定广东不足以为革命根据地，急思在中国西北创造新局。

1923年9月9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蒋介石、沈定一、王登云和张太雷拜访了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双方交换意见。其中第三点，鉴于南方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强大，代表团出发前，国民党和孙中山决定把战场转移到中国西北地区，这也是派出代表团的目的所在。蒋介石介绍说，“西北计划”的要点是：在陕西建立对付吴佩孚的兵团；在库伦以南中蒙边境建立孙中山的新军，“按照红军的模式和样子组建军队。”

但是，苏俄在运作、介入国民革命的过程中，根据自身的经验，始终认为政治、宣传和组织准备活动优先于纯粹军事行动。1923年11月，托洛茨基在给契切林和斯大林的信中，严肃地否决了越飞的建议，越飞设想派2名飞行员和5名参加过俄国国内战争的总参谋部军官去中国。托洛茨基认为，“应该极其果断地和坚决地向孙逸仙和他的代表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现在他们面临着一个很长的准备的时期；军事计划以及向我们提出的纯军事要求，要推迟到欧洲局势明朗和中国完成某些政治准备工作之后。”

蒋介石并不知此，11月19日，辞行回国时刻，不忘致信托洛茨基：此次负国民党使命，代表孙先生来此，要求贵政府于本党所主张西北计划，力予赞助。“西北计划”虽最终未能成为事实，但可见孙中山和国民党人对英国因素的高度关切。蒋介石作为孙中山指定的议事人，不可能不受影响。

1924年1月，孙中山主导的国民党“一大”召开，直接表明了反帝反封建的态度，其与英国之关系势成水火，而随着蒋介石的地位日益提高，他也直接卷入到各项涉英事务之中。

1924年8月，“商团事件”发生。事件发酵过程中，黄埔军校正谋成立教导团。孙中山一面令蒋介石将所缴军械分发朱培德等各部，一面再次布置北伐，“另谋生路”。他告知蒋介石，广东为革命死地，原因有三：其一，“英国之压迫”，罢市再延续下去，英国将对付大本营、“永丰”舰、黄埔三处，“数十分钟便可粉碎”；其二，东江敌人之反攻，“鹿死谁手，殊难逆料”；其三，“客军贪横，造出种种罪孽”。他提出，“现在之生路，即以北伐为最善”。孙中山痛斥英帝国主义为商团“叛乱”的指挥者，因为国民党政府“实今日中国唯一之革命团体，反抗反革命运动之中心势力”，他号召说：“吾人前此革命之口号曰：‘排满’，至今日吾人之口号，则改为‘推翻帝国主义者之干涉，以排除革命成功之最大障碍’”。孙中山对英国忌惮之深，当令蒋介石印象深刻。

1924年10月9日，因商团事件愈演愈烈，广州危急，孙中山密电蒋介石放弃黄埔，将枪弹与学生一起送往韶关，“为北伐之孤注”。蒋介石则以苏俄新枪已到，“新练部队暂足应用，而商械并不精锐”，决意“死守孤岛”，等候孙中山来援。黄埔军校教导团最终在平定商团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迫其缴械投降。亲历者王柏龄称：“开校三四个月，其一泻千里的进步，固足使人惊叹”。商团危机的度过，使得蒋介石声望大升，但英国很快就用血腥的手段，予以蒋介石沉重打击。

“五州运动”兴起后，国人对英国观感益恶。1925年6月23日，广州各界组织游行，声援五卅运动。“各界游行至沙田附近，本校学生士兵为英贼凶暴，用机关枪扫射游行队伍，以密集单道前进，无有掩护，故为其射击，死伤者约70人，本校死二十人，伤十余人”，内有黄埔军第一团第三营营长曹石泉，第二团第二连义道、陈纲等。蒋介石痛心疾首，大呼“呜呼痛哉！国势至此，不以华人之性命为事，任其英贼帝国主义所惨杀，闻之心肠为断，几不知如何为人矣！自生以来，哀戚未有如今日之甚也。上省时一路惨淡景象，天色顿呈不可思议之红灰色及黯淡色之情景，悲乎。”自此以后，蒋在日记中称呼英国为“阴番”等，时常以“阴番不灭，何以立国”，“阴番不灭，何为革命！”“不灭阴番，忝厥所生”等语自勉自激。廖案发生前一日，蒋尚在日记中写道：“阴贼不灭，焉能安枕。”

基于对英国威胁的认识，1925年7月1日，蒋介石写就“军政意见书”，致军事委员会各委员，准备对英作战。蒋称，意见书起草于沙基惨案之前，但“近见英人暴戾，更不能不准备实力与之决一死战，故对于要塞之改良及鱼雷局、造船厂之恢复，尤为急务。我军应速决心准备三个月至六个月内，与之实行作战，窃恐时机不及，然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及今图之，或收桑榆之效。”蒋介石认为，英国在东亚的势力已经登峰造极，弱点也暴露无遗，国民党若只是徒喊经济绝交，则国亡无日。他提出：一方面持久绝交，为三五年之计，一方面“准备实力，以半年内为第一期战备完成之期。”

一系列涉英事件的发生，使得蒋介石对英国在中国革命中的角色进行了跨度久远的反思。7月7日，他向军事委员会提出“革命六大计划”。其第一条即为“发展西南革命势力，以抗拒帝国主义及军阀”，他回顾了广州近几年的所有关键节点，统统联系到英国：“……帝国主义之仇视吾人益甚。而临近广东之香港，以广东为其在中国第一殖民地之英国帝国主义者，乃为其尤。举凡广东政变，英政府无不暗助败类，谋叛革命政府；往年六月十六日之变，必置我领袖于死地，去年商团之变，以及东江陈逆负嵎，最近杨刘叛乱，无不与香港政府息息相通，受其指使。及其既败，港政府积其失败之经验，不仅不稍停其推倒革命政府之尝试，且变本加厉，谋我益急。六月廿三日沙基之屠杀，是英政府在沪汉尝试之结果，直接向我革命政府挑战也。”

可以看出，对英国的巨大愤怒，已经让蒋介石产生了所有坏事幕后必有英国黑手的认知。“廖案”发生当日，即归咎于英国，确实是思维惯性，预示着英国必将成为“廖案”言说的主轴。

三、“英逆”还是“汝兄”？突兀的转换

“行刺廖仲恺的主谋之一、被逮捕的林直勉供称，在香港筹备了两百万元的专门基金供谋杀革命者之用”。这是落实“阴番”谋杀廖仲恺的说法之一，流传甚广。至少，很多“廖案”当事人和后来的研究者都相信它。

何香凝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大会期间曾就“廖案”专门汇报称：

帝国主义怀恨廖先生主张联俄、联合弱小民族及援助罢工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便愿以二百万金接济反革命推倒广东革命政府，便先要除去廖先生，减少革命政府的势力（这是凶手供出来的说话）。诸位同志，杀廖先生的凶手是中国人啊！虽然凶手是中国人，并是帝国主义者，尤其是英国帝国主义者系主动人。所以我恨帝国主义，尤其是恨英国。

稍后的1926年2月，鲍罗廷在北京表示：“支持胡汉民的一伙人甚至问胡汉民，他是否有意要拿香港提供的用来同政府斗争的那200万元钱？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是否该干掉廖仲恺了？对第一个问题，据被逮捕的与廖仲恺谋杀案有关的证人供述，他回答说他不允许这样做，也就是不允许拿香港的钱来同政府作斗争。对第二个问题他的回答是沉默不语”。

港英或香港“英商”出钱200万策划“廖案”，在若干学者的研究中似乎成了定论。但至今无法确认谁提供了此笔金钱，什么渠道交给何人，也无法明晰具体的分配；现场几名凶手，各分数十、百余元不等，很难吻合200万元巨款的总账。此疑问暂作未定，更符合历史研究该有的严谨。

回到事发当时，1925年8月21日，蒋介石尚在提醒自己“阴逆不灭，死无日矣”，但接下来却出现电光石火般的转折。22日，蒋即称：“下午在寓开特别委员会，汝兄态度略佳，心甚安慰。”汝兄，即许崇智，字汝为。23日，“开特别委员会，痛陈利害，汝为兄似能动心也”。而对被认定的幕后凶手，蒋介石却“欲与阴逆表示愿解决罢工案，免其干涉”。24日，蒋介石再访罗加乔夫，当日下午决定次日缉拿胡毅（生）、林直勉、林树巍、赵士觐等。至8月25日晨，捕获林直勉，“其余逃遁”。但随即“在粤军总部扣留谋叛政府之梁鸿楷、招桂章、杨锦龙、梁士锋等，发现英逆谋害政府以梁鸿楷为总司令，魏邦平为省长之大阴谋，乃宣布戒严，缉拿魏逆。下午会议军事计划，解散梁杨梁逆在省各部队，至夜四时方得了事”。同日，国民政府成立“廖案”特别法庭。“廖案”发生的这几天中，39岁的蒋介石睡眠不足2小时，可见情况之紧急与蒋氏之紧张。

“大阴谋”到底是文件，还是供词，尚不得知。为什么“廖案”焦点突然从“阴逆”转向“汝兄”？苏联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说：

在谋杀案件后立即召开的军事委员会特别会议上选举了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组成的三人领导小组（笔者按：即前文所说的“特别委员会”）。参加三人小组会议的有鲍罗廷和罗加乔夫，后者是老顾问之一，由于加仑返回苏联，他接替了总顾问的职位。

三人小组长时间地开会，但不能作出任何决定。同右派有联系的许崇智将军说：“我看梁鸿楷正扮演着一个反革命角色，他靠不住。但他是我的老朋友，不能动他。”

同时许崇智却力图对支持政府的粤军将领们进行报复。最后许崇智至少在口头上同意了采取坚决行动反对革命的敌人的建议。8月25日他邀请梁鸿楷赴宴并逮捕了他。

梁鸿楷是粤军第一军军长，要动他，许崇智绝不可能无动于衷。22日蒋介石说许态度“略佳”，说明此前态度不佳。其中原因何在？最后，为何又同意在其粤军司令部抓捕各要犯？切列潘诺夫提到的两个参加“特别委员会”的人——斯大林派往广州、孙中山亲自任命的“国民党组织员”鲍罗廷，和黄埔军校的苏联军事顾问罗加乔夫在蒋介石日记密集出现，提示了转变的内因。8月22日上午，蒋介石“访罗克觉夫（笔者按：即罗加乔夫，蒋日记有时也称罗嘉觉夫）同志”，下午许崇智就转变了一些态度。而鲍罗廷也不断地在关键、密议某事的场合出现，如9月9日下午，蒋介石“赴北校场廖公追悼会讲演半小时回寓，入浴，与鲍尔廷（笔者按：即鲍罗廷）同志商议粤局”。

幸运的是，此后1926年2月15日、17日于北京召开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鲍罗廷就此事作了长篇绝密报告，清晰地交待了“廖案”之后，粤局急速转换为“许案”的逻辑和步骤。

鲍罗廷说话一如既往地啰嗦而细致，表明他确实了解当时详情。他说许崇智名义上是粤军首领，实际上并不是，粤军至少有许崇智、梁鸿楷、李福林三个集团。在解决刘杨叛乱后，他当然有机会成为粤军首领，因为他有4万人，但国民党并不信任他，孙中山尤其憎恨他，因为他富裕而不给孙中山任何帮助，1000元也舍不得。廖仲恺和蒋介石同样恨他。许崇智的目标是“用革命的辞藻作掩饰”，企图取代陈炯明：“当粤军的真正首领，不为工农商的利益管理广东，而为豪绅的利益，首先为香港的利益管理广东，因为没有香港他就无法管理。其次，他正式地为香港的利益进行了活动，因为后来查明，他参加了以杀害廖仲恺而告终的反政府阴谋。”

鲍罗廷提出，“对于许崇智来说斗争之所以不可避免，其直接的最近的原因是他掌握了广东的财政……许崇智试图取得整个财政大权，而实际上他已经取得了这个权力，并利用这个财权来巩固自己在粤军中的影响和不让新的国民党军队有发展壮大的可能”。与此同时，沙基惨案发生后，粤港工人爆发大规模斗争，这时，广东政府已经落到国民党左派的手中，如果不是他们的支持，“这场反对帝国主义者而主要是反对香港英国人的斗争决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港英当局自然想打击广东方面，他们公开支持陈炯明来威胁广东。“我们也向国民党领袖指出过这个威胁，他们知道这个威胁后作出了立即反对陈炯明的决定……这个决定许崇智本应执行，而实际上他在抵制，因为他追求陈炯明的目的”。鲍罗廷称，政府给了许崇智50万元款项，但他根本没有行动，以至于陈炯明“构成了对我们的致命威胁。无论如何应该起来反对陈炯明，即使以排除许崇智为代价”。

鲍罗廷认为“廖案”发生的原因是，“从6月12日即战胜滇军和桂军之日起，到8月20日即廖仲恺被害之时止，粤军将领们试图夺取政权，对他们来说，政权首先表现在掌握财权上。政治委员会任命的财政部长是廖仲恺，这就是说需要排除廖仲恺，于是他们就把他干掉了。梁鸿楷直接参与了这场阴谋，这是众所周知的，梁鸿楷出席的一些作出必然干掉廖仲恺的决定的会议也是众所周知的。当廖仲恺被害，需要对参与反廖仲恺的那个部队采取行动时，许崇智却拒绝执行。他庇护这个将领的行为”。

鲍罗廷表示，五天里，许崇智非常顽固，“为了设法把这个许崇智拉到我们方面，我们简直采取了一切措施，做了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工作，但所有努力都徒劳无益”。到25日白天才开始解除梁鸿楷军队的武装，“有5天时间我们事情也做不成”。

按照鲍罗廷的说法，故事的高潮——即说服许崇智，即将到来，而抓手是他们利用了许崇智与胡汉民个人无法调解的个人恩怨——“我已经说过，我们花了许多天时间，设法迫使许崇智去同梁鸿楷作斗争，特别是去同反革命军队作斗争。你们知道对于许崇智来说最好的理由是什么吗？是胡汉民与廖仲恺谋杀案有关这一事实，不是直接关系，而是间接关系，但毕竟有关系，所以决定把他赶出一切机关”。这一满足许崇智阴暗心理的说法，“立即对许崇智起了作用”。

然而，按照鲍罗廷的连环计，胡汉民牵涉廖仲恺案下台是下一步戏码，许崇智届时只能作壁上观。鲍罗廷叙述其劝说许崇智同意抓捕梁鸿楷这一戏剧性十足的故事，口气诙谐，但这并不妨碍他作阶段性总结时的冷酷，他说，“有人认为我们赶走许崇智、胡汉民，同时反对部分粤军等等做法是错误的，这些错误不能用宽容来克服。我同意先镇压后改革”。而在场的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A.C.布勃诺夫（化名伊万诺夫斯基）同样冷峻地赞成说，“这种经典的表述方式，一个字也不能少”。

四、“赴沪养疴”：“许案”了结“廖案”的方式和影响

1926年8月25日，梁鸿楷等人之被捕，似乎解决了“廖案”最有可能出现的爆炸性后果，即陈炯明与粤军里应外合，颠覆广东政府；无论如何，最终也给予了配合的许崇智，除了鲍罗廷等极少数人内心早有的算盘，似乎并没有被立即针对的理由。但“廖案”的处理越来越戏剧化，甚至滑稽；而许崇智也愈益被动，最后只能被“护送”赴沪养疴，从此自外于民国政治，以特殊的方式替“廖案”作了阶段性总结。而似乎一切尽在掌握的鲍罗廷，在捧出蒋介石之后，却有机会发现给自己造出了无法制服的怪兽——一如弗兰肯斯坦。

8月26日，国民政府令将其所辖各部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党军”即黄埔学生军为第一军，军长蒋介石；建国湘军改为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建国滇军改为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建国粤军改为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福军改为第五军，军长李福林。身为粤军总司令的许崇智居然不在序列之中！但27日，蒋介石“往访汝兄”，28日，继续“往访汝兄”，似乎与许崇智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1925年8月31日，举行廖仲恺追悼会，蒋介石发表公祭演说。其中耐人寻味处，是不再指名道姓地提“英逆”，而代之以面目模糊的“帝国主义”，话题的重点也是共产与反共产：

党代表的死，是一般反革命派用反共产的口号打死的（目党代表为共产党）。他生平的事业，尤其对农工的事业，是很多的。他的精神是集中在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及党军的身上，黄埔军官学校学生及党军，就是廖先生最亲爱的子弟……我们学校里，我们党军里，没有什么共产派与反共产派，完全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完成国民革命……现在我们的环境非常险恶，处在四面楚歌之中，最利害的是帝国主义用反共产的口号，来离间我们的同志，中伤我们的同志。所欲谋杀的，不止廖先生一人，汪先生和本校长都在内的……

汪精卫在廖仲恺的追悼会上亦说：“廖先生之死，间接死于帝国主义之手，直接死于一般反革命假革命的党员和军队之手”，“廖先生之死，是死于帝国主义及一般反革命假革命的党员和军队之手，他们是将反共产的口号，来掩饰他们无穷的罪恶，同时还诱至别人陷入于无穷的罪恶。”

语言有自身传染的逻辑，蒋介石后来在黄埔因“廖案”而论及孙中山之死时继续发挥说：总理之死，一是因为一般党员不听他话，以至于革命不成功；二是在北京、天津时受外国人的气，“所以他的死，是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假革命党两个合起来迫死他的”，黄埔军校必须打倒帝国主义。

如果“帝国主义是我们中国革命党唯一的敌人”（蒋介石语），“廖案”的演进当按照此一逻辑进行才是，但广州的天空翻滚着倒许的乌云。9月1日，蒋介石拜访广州另外两个实力人物鲍罗廷、汪精卫后，下午开特别委员会，讨论三事：“一、财政委员会用委员制，共同监督，强制解部，否则以武力讨伐之；二、东江出兵；展堂行止问题。”这次会议讨论胡汉民（展堂）问题，后来决定是让其出洋，许崇智当参与了决定，但其中第一条却是针对许崇智本人的。

果然，不久他们就找到了突破口。9月9日，蒋介石访问了“季新兄”（笔者按：汪精卫，字季新），就“叹息某公不明情况，把持财政，必欲限制本军之发展，殊为遗憾。”如果把蒋介石的话和前引鲍罗廷的话对照起来，可见二人立场相似之处。鲍罗廷说，“对于许崇智来说斗争之所以不可避免，其直接的最近的原因是他掌握了广东的财政……许崇智试图取得整个财政大权，而实际上他已经取得了这个权力，并利用这个财权来巩固自己在粤军中的影响和不让新的国民党军队有发展壮大的可能。”可见，他们的不同仅在于一个说俄语，一个说中文。“某公”明明呼之欲出，蒋介石当天还是“访总座汝兄”。而当晚汪精卫、谭延闿、朱培德“三公来寓议事”，谈到十点。12日，蒋与汪精卫“商议时局甚久”。14日，蒋与汪精卫、陈铭枢、罗加乔夫等谈事，并请谭延闿为其亡父撰写墓志。15日，蒋与罗加乔夫、程潜谈事。

久谈之下，共识形成，17日，汪精卫、李济深“诸同志来谈大局，愤慨财政支配之不均”，钱成为核心问题，“汝为兄以万五千人而占九十万至一百万之饷，使各友军衣食无着”，蒋介石表示“痛苦莫名”，责许崇智“其忍心极矣”。针对许崇智的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其核心当然是掌握第一军的蒋介石。

比较特别的是，被鲍罗廷激赏的蒋介石，同一天里，一边按计划紧锣密鼓倒许，一边却在与同样被鲍罗廷背刺、准备寻机处理的胡汉民保持着孙中山时代即开始的“友谊”：“下午与展堂兄谈天”“晚在司令部与展堂兄谈天”，以笔者看来，这一违背鲍罗廷意旨的举动，埋伏了后来蒋、鲍割席，乃至蒋、胡合作主持南京国民政府的草灰蛇线。

9月18日，蒋介石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担任广州卫戍司令，“全权处置粤局”。首先，处理东莞、石龙、增城、宝安一带粤军，其时，许系粤军第三师约1500人在东莞附近，第三旅人数相同，第四师新编支队配备枪支三百驻扎石龙，新编团在深圳。其次，派黄埔军第一师监视广州市区“反革命军队”。第三，派兵“围守许崇智私寓”。蒋为此“彻夜筹军略[凡七事]”。

9月19日，密令黄埔学生第二大队，第一军的四、五两团，粤军第四师的七八两旅，及铁甲车队、“江固”舰，“解决反革命各军”。(5)处置停当之后，19日晚22点，蒋介石发出了起草已久的致许崇智函。许收函后，两次与蒋通电话，“险狠极矣”，蒋再复函，“终夜不能安眠”。

蒋介石致许崇智函，“责其四事”，其实只有一事。第一段，讲孙中山去世以后，许崇智系身负众望，但各项军政大计“寂无所闻”，“纵降而至于军饷军额，为革命军之根本问题，亦且未有规及”，“吾兄为军政与财政领袖，是不能辞其责者一。”第二段是中心部分，说东征以来，许崇智额外收入220万元，即使这一块不算，每月也有85—90万元，许部军饷加上交际费等一切开支，最多511000元，则每月盈余35万元以上，但许扣住军饷不发，“日事聚敛，将欲何为，是吾兄于财政上不能不负责者二。”中央银行，被许独占，是应负责者三。第四点，终于讲到了“廖案”，但话题中心还是财政：

廖案发生，阴谋暴露，而害党叛国者，均为吾兄所部，而兄不引咎自责，幡然悔悟，如（笔者按：此处“如”应为“知”）人之不明，用人之不当，竟酿成此巨变惨剧，岂不可痛。吾知总理有灵，必痛哭于九泉矣。吾兄总领粤军，平时纵容所部强捐勒租，截税包烟，举凡种种害国殃民之事，无所不至，而使政府范围所辖之人民，仍陷于陈、洪、杨、刘时代之景况，此吾兄应负责任者四。

蒋说到气急，竟谓“我总理手创之基业，亦且丧之于吾兄一人之手也”，要求许崇智“暂离粤境”。当夜十二点，广州宣布戒严。从蒋介石致许崇智函可以看出，不惟“帝国主义”已经从其“廖案”追责中消失，连一度占据话题中心，且为鲍罗廷等人关心的“共产”“反共产”话语也消失了。

生死攸关，军人决战只在战场。20日，黄埔军第二大队解决了粤军第三师郑润琦部，粤军谭曙卿等部将粤军第三旅莫雄部缴械。蒋以谭代理第三师师长，归第一军指挥。(2)而许崇智成为被“特别委员会”讨论的中心：“以汝为兄提出政治委员会讨论完毕，准其赴沪养疴”。许崇智当然有挣扎，“犹欲保其体面，思求表白其财政舞弊”，并以蒋致其函为证，反噬蒋介石，终归无效。“晚汝为兄搭新华轮赴沪”。(3)“护送”许崇智赴沪的是粤军新晋陈铭枢，同一天，广州国民政府任命宋子文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广东财政厅长。至此，“廖案”发生一个月，而话语中心已经全然翻新。

9月18日到20日，广州倒许一事可谓高度紧张，蒋介石为此终夜不眠。而黄埔军校和学生军作为蒋介石全部运作的根本和基础，传出了不可思议的消息：

在黄埔监守梁鸿楷之学生军一连，受莫雄、郑润琦运动，巧（一八）私释梁，事后蒋介石查知，疑许所为，致有哿（二十）日事变，莫雄由省逃脱抵港。

黄埔之杨锦隆（龙）、谭启秀、林直勉、梁士锋，闻亦与梁鸿楷同时逃脱。

奇特的是，蒋介石日记和蒋介石年谱对此毫无记载。而且，如前所述，18日蒋介石已经派兵围住许崇智私寓，许自顾不暇，而同时隔空操作如此复杂之事，诚为夜谭。但疑犯先后逃脱，已成事实。

到1926年1月14日国民党“二大”上陈公博代表检察委员会报告“廖案”追查情况时，将朱卓文、苏汉雄、吴培、冯灿、陈细、梁博、郭敏卿、黄鸡等8人列为“主要的”，梅光培、林直勉为“间接关系的”，但各主犯多未抓捕到案，当时仅“押候”六人：郭敏卿、林星、赵士伟、梅光培、林直勉、梁博。等到“廖案”检察委员会主席朱培德1926年3月提出《廖案之公判请求书》时，仅提出5人：梁博、郭敏卿被控共同杀人，梅光培为前案从犯；赵士伟与暗杀无关，触犯诈财罪；林星系梁博之友，与刺杀无关，但知情。可以说，主犯概付阙如的“廖案”，已经无从通过审判得知真相，在历史中渐渐沉没。

余论

“许案”以特别的方式给“廖案”作了个阶段性结论，在许崇智个人，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终结，但广东局势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运作下，正在隆隆前行。鲍罗廷自得地表示：

随着许崇智的离去，梁鸿楷被解除武装和胡汉民被流放到海参崴，我们在广州好像有了一个统一的巩固的政权。这个政权的首领是始终最忠诚最积极的工作人员汪精卫，明确表示自己是国民党左派信徒、甚至可以说是极左派信徒的蒋介石和湘军将领谭延闿。

从许崇智离开时起，一切立刻进展神速，不知怎么一下子都活跃起来。

要是许崇智的退隐真的能让鲍罗廷发现国民党内的“极左派”，许也算用自毁的方式对国民革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实际上，原定担任总指挥的许崇智出局后，1925年9月28日，蒋介石受命担任第二次东征的总指挥。同一天，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以下原则“立即审查”同国民党的关系：

(1）对国民党工作的领导应当非常谨慎地进行。

(2）党团不应发号施令。

(3）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

(4）相反，共产党应当竭力广泛吸引（未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而首先是左派分子参加本国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领导工作。

如此荒谬而自成其逻辑的指令与其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密切相关，那就是蒋介石通过“许案”食髓知味，从此不断用类似雷霆手段排除异己。1926年2月26日，蒋怀疑其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受苏联顾问季山嘉煽惑，“思利用其以倒我”，“决心革除之”。次日，蒋访汪精卫，认为季山嘉“专横矛盾，如不免去，不惟党国有害，而且中俄邦交牵动”。汪精卫允之，蒋“即进行”，季山嘉闻之震惊，“有辞去之意”。蒋并“勒令王懋功出境赴沪”，当夜，派副官押送王懋功离开。此时，离“中山舰事件”的发生只有不到一个月了，到那时，季山嘉会被布勃诺夫解除职务。

“中山舰事件”之后不久，鲍罗廷又回想起“廖案”。这次，他关注的对象是吴铁城，他说，吴铁城以孙中山信徒自居，其实，孙中山只是其幌子，他关心的是外国租界有多少房产。“就是这个吴铁城一直在国民党内鼓吹反共，就是他传播谣言，说什么国民党已落入共产党人的手中。他的以‘公安局’名字著称的组织的成员参与了对继孙逸仙之后最杰出的国民党人廖仲恺的谋杀。在这个国民党中有多少败类呀！”

鲍罗廷说，经过调整，解除了孙科、伍朝枢、傅秉常、吴铁城这些腐败分子职务，调整后的各部，“几乎所有部长都是左派”，比如，“蒋介石负责组织部”。关于败类，他是多么缺乏想象力啊。